从这个意义上讲，错误是故意的反面，因此，认识错误问题的处理也是检验故意理论的最好试金石。
于是，一个好的庭审取决于当事人、律师、法官，甚至社会其他成员(如证人、旁听人员)之间的成功合作{7}。无论多么复杂高深的人工智能，总会带有设计者某种程度的偏好，甚至歧见。
在这一背景下，审判队伍的重组成为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或者可以说，注入必要的、微妙的、精美的人类情感以后，我们向往的法律适用最佳方法往往并不存在，算法的最优在有些案件的审理中没有意义，法官需要寻找的是对于特定案例而言最适合的法律适用方法。所以，在记忆、搜索、运算确定的和重复的事务处理等方面，智能机器人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摘要】 智能机器人在司法领域大有可为，将给司法实践带来关系重构、队伍重组、流程再造等重要变革，对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提出严峻的挑战。机器人在下一个25至50年很可能会有权利。
法官也有公开自己心证的义务，使得当事人有机会针对法官的心证展开诉讼，减少或消除来自法官的诉讼突袭造成的司法不公。人类的环境养大的机器人，不仅会有人类的优势，还会有人类的劣势，不仅会有人类的高尚，还会有人类的低下。故此，这里就有三个核心问题需要探讨：①故意的认识对象理应包含哪些内容？②对于事实认识错误与违法性认识错误应当一视同仁还是分而治之？③能否在贯彻责任原则的同时对该原则进行软化处理，从而使责任与预防的天平朝向更加有利于后者的一侧倾斜？ 1.不论是从刑法理论还是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故意的认识对象都不应当是与违法性评价相割裂的纯粹事实。
二、研究前提的确定：违法性认识具有影响归责的功能 (一)反思责任与预防的关系 责任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①无责任即无刑罚原则。[66]处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若是固执地坚持唯我独尊、自说自话，则永远无法相互接近、彼此理解。[73]在进行推论时需要关注的事实因素包括：①行为人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18]在笔者看来，违法性认识不要说最为致命的弊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以极端的国家主义立场将责任原则束之高阁 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具有减免刑事责任的意义，这实质上涉及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对风险加以分担的问题。
[4]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2014)确刑初字第00262号刑事判决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我国已有判例明确接受了责任说的立场。
后者则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在分析它的时候需要关照公民的普遍认知能力，从而实现规范判断与外行人认知之间的沟通。[55] (2)责任说对责任原则的偏离缺少正当化根据。如果对故意说和责任说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对违法性认识作不同的定位会直接影响处罚范围的宽窄。[60]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在违法性认识的问题上，允许以刑事政策之需迫使责任原则妥协让步，那又怎么保证责任原则在其他领域不会同样在刑事政策的重压下屡屡遭遇被侵蚀甚至牺牲的命运呢？正是由于责任原则参与构建了法治国实现自由保障的最后防线，所以不论是一般预防还是规范证立都不能构成对该原则加以限制的理由，无论是对该原则的公开无视还是对它的暗中规避都是难以容忍的。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绍柯刑初字第959号。若无或存疑，则进入下一步。[2]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很难理解这样的行为居然还有可能成立过失致人重伤罪。
而法忠诚度的高低又取决于形成反对动机的可能性。以下，笔者根据违法性认识的难易程度将刑法中的犯罪划分为三种类型，并结合本文开头所选取的案例展开分析。
同前注[10]，车浩文，第28页。如果行为人选择暗中实施行为，则说明他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意识，故大致可以推断他认识到了该行为不被法律所允许。
第二，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念兹在兹的是要避免授被告人以柄、为其借口不懂法律逃避刑事责任提供方便。这样一来，违法性认识错误就和构成要件事实认识错误具有相同的意义。[45]可是，这一见解的前提，即发生认识错误的行为人离违法性判断越近，其责任程度就越高的命题本身就值得商榷。[40]Vgl. Joachim Hruschka, Wieso ist eigentlich die, ，eingeschr?nkte Schuldtheorie ，，eingeschr?nkt ？，FS-Roxin, 2001，S.449. [41]Vgl. Günter Spendel, Das Unrechtsbewu?tsein in der Verbrechenssystematik, FS-Tr?ndle, 1989，S.99. [42]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现行《刑法》与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及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大异其趣，从而导致两者在与责任说的兼容可能性上存在明显差别。[65]从这个角度来说，故意的认定实际上也是一个外行人认识与法律规定相互比对交流的过程。在根据规范确定行为违法与认定行为人有罪之间，并不存在直通的轨道，其间还有一个归责判断的环节。
Hans-Joachim Rudolphi(Fn.28)，§17Rn.12. [73]既然违法性认识属于构成要件要素，那么控方就对其负有举证责任。譬如，周光权教授提出：行为人知道行为违法，仍然实施类似行为，当然值得非难。
狩猎、持枪也可能是某些居民日常生活所必要的活动。无论是事实认识错误还是法律认识错误，恰好都缺少这一前提，故在这两种错误中行为人的法忠诚态度并无差别。
持责任说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对于附属刑法中的大量法定犯来说，由于单纯认识到构成要件事实还不足以使行为人产生抑制自己实施不法行为的动机，违法性认识的具备是行为人获悉其行为受到禁止的唯一途径，故就该类犯罪而言，责任说的信服力较之于故意说便相形见绌。[28] 违法性认识的体系定位，不是一个仅仅涉及形式美观的枝蔓性问题，而是直接关乎预防与责任之间平衡的具体实现。
是故，公民的法律意识便成为法哲学在探讨法治实现模式与路径时难以回避的议题。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定罪部分，改判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保证金交易在中国境外并不受禁止，两被告人主观上并不明知其所从事的保证金交易为我国法律所禁止。自清末开启现代法制建设的进程以后，从1911年的《钦定大清刑律》到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我国历次刑法草案以及公布施行的刑法典均无一例外地规定不得因不知法令而免除刑事责任，仅可依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如果被告人已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甚至曾经接触过光盘、书刊的销售活动，那么他从周围人对于性的态度、公开出版物和文化市场的状况以及新闻媒体关于扫黄打非的报道中，就能很容易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性文化和性心理，从而知道传播、贩卖淫秽物品在中国是被视为有害的，至少是很可能受到禁止的。[41] 第四，责任说所持的事实故意概念与《德国刑法》的规定大体一致，却难以和我国《刑法》保持协调。
殊不知，脱离了不法意识的构成要件故意是不可能具有呼吁功能(Apellfunktion)的：某个行为人或许现实地认识到了10件或者15件‘事实，但如果不结合联结该事实的秩序原则，即法的评价，那么这些缺少了内在意义的事实就根本无法发出呼吁。接着，在确定违法性认识对于刑事归责的成立具有意义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并论证违法性认识属于犯罪故意组成部分的观点。
在现代法治国中，责任原则以及旨在贯彻该原则的归责判断，对于防止国家一般预防措施的无限扩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只有当旁人问起：您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家人都好吗以及你们怎么过农历除夕的时候，他才需要有意识地组织语言去进行精确的描述。
《刑法》第14条并未将违法性认识明确列为故意的内容，只是规定社会危害性属于故意的认识对象。但这只能说明，在刑事诉讼的证明过程中，法官能够以较高的概率推断行为人具备了完整的违法性认识。【注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可是，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却试图绕开归责判断的关卡，将国家主义的政治立场推向不受约束的极致，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责任原则虚无化以及公民个体工具化的恶果，纵容国家仅仅为了宣示规范的至高无上、仅仅为了向其他社会成员证明某一法律的存在，便不惜以牺牲公民的尊严为代价将欠缺责任者锒铛入狱。
在社会生活高度单一和稳定的历史时期，法律规范与千百年积淀形成的公众日常观念几近完全契合。[12]尽管该条款在此后的立法草案以及现行《刑法》中销声匿迹，但它所体现的不知法不免责的理念却为刑法学通说所秉承。
冯军：《刑事责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8页。比如，甲作为老练的猎户，或许只要在扣动扳机前一刻稍加注意，即可准确辨别出眼前的动物并非普通野兔。
在目的行为论看来，行为的目的性与构成要件故意在本质上是同一的。[5] [案例5]：2016年8月至10月，被告人赵某某在天津市河北区李公祠大街附近的海河亲水平台，摆设射击游艺摊位进行营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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